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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收入分配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 2如何衡量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 3如何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要回答这三个问题,选择正确的研究立场很重要,如果研究立场错误,得出的结论必然不是这样。

研究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形成:必须从交换的角度解体

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分配体制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法并存”。 经济学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分配和交换是同一个过程。 因此,我们要讨论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不能只论分配,而要从交换的角度研究和解体。

关于收入来源和收入分配,扎伊在19世纪初提出了所谓的“三位一体公式”。 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 据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混淆了收入来源和收入分配的差异,指出资本获利,土地获得地租,资本创造地租,而不是土地创造地租,只是资本和土地创造收入的条件。

马克思的分解是正确的,收入只是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但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因素不能参与收入分配? 当然不是。 事实上,一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允许所有要素参与分配。 网民在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为什么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 如果我们不确立这一点,就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动全社会资源。

我深以为在市场经济下实施按要素分配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前提有关。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交换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商品需要不同的占有主体;二是产权保护。 马克思在拆解商品交换时表示:“商品不能自己去市场,也不能自己交换。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其监护人、商品全员。 ”。 同样,生产要素也是商品,没有占有主体,就不能自己进入市场进行交换。

商品交换为什么要保护产权? 或者相反:一个国家不保护财产权意味着什么? 这确实意味着纵容了弱肉强食的规则,盗窃、欺凌等行为并不违法。 这样的话,不仅商品不能更换,反而抢劫猖獗。 14、15世纪的英国圈运动,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商品交换保护产权,产权被保护后,收入只能按要素分配。 为什么要做这个推论? 让我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三个个体分别是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全部,经过共同协商,他们结合各自的生产要素成立了公司,结果年收入达到了100万元。 这100万元怎么分配?国家保护产权的时候,必须有三个因素的所有人参与分配。 如果不这样做,剥夺任何一方的分配权,就会侵害财产权。

一直以来,人们都同意按要素分配,但现在人们的困惑是:按要素分配为什么会产生收入差距? 马克思早就给我们提供了分解的观点。 马克思确定利润是资本的价格,地租是土地的价格,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 从这个角度来看,按要素分配其实就是给要素定价。 价格由供求决定,供不应求的因素价格较高,供过于求的因素价格较低,不同因素的稀缺程度占收入分配的比例也必然不同。

如果理解以上原理,就不容易解释我国为什么会有收入差距。 中国现阶段,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诸要素中,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和技术相对匮乏,因此决定了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收益率高于劳动要素的收益率。 可见,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出现差异与社会制度无关,是要素稀缺程度不同的结果。

衡量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

应该从费用高的立场进行比较

学术界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但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工具并不错,如何理解收入很重要。 在经济学中,收入分为资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两种:资产性收入指投资收益,劳动收入指工资。 现在人们想缩小收入差距,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差距的含义吗? 是指资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差距,还是只指工资性收入的差距?

让我举个例子。 某民营公司年利润2000万元,某员工年工资10万元。 从资产性收入来看,企业广告主收入2000万元,两相比较,企业广告主收入是员工收入的200倍,可以说差距也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从收入录用的角度来看,利润与工资不同。 利润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工资主要用于个人支出。 用利润和工资之比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合理吧?

严格来说,资产性收入不是企业广告主的个人收入。 费雪1930年出版的《利率理论》定义了收入,说:“收入是一系列的事情。” 货币意味着,只有当人们用来购买和享受食物、衣服、汽车等时,货币才是收入,是不享有的货币,是资产和财产。 某企业广告主全年收款100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个人费用,980万元用于投资的。 根据费雪的定义,20万元是他的收入,980万元是他的资产。

可以看出费雪把收入定义为个人费用。 现在的问题是,要比较收入差距,应该选择哪个口径的收入? 我认为选择哪个口径的收入取决于比较收入差距的目的。 马克思选择以资本家的利益(剩余价值)和劳动者的工资为对象,目的是揭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唤醒劳动者,推翻资产阶级。 我们今天研究收入差距的目的明显不同,是为了为政府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依据。

正因为目的不同,研究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无法比较利润和工资。 如上所述,利润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的资产由企业广告主所有,但首要的不是企业广告主个人的费用。 相反,公司的资产越多,创造税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广告主资产也是社会资产,因此不能把利润单纯看作企业广告主收入。

请网友思考一个问题,将利润视为企业广告主的收入,除了夸大收入差距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应该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能创造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习主席多次表示,民营公司的房子是我们自己的。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系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市劳动就业、90%以上的公司数量。

这里特别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研究。 他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来自收入,也来自比较参照。 20世纪70年代,美国居民的收入和二战前比平均水平高3倍以上,但根据他的调查结果,由于战后人们的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战前。 这项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必须调节收入差距,但不要高估收入差距。 如果不这样做,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后果。

调整目前的收入差距:

应该从兼顾公平效率的立场出发制定对策

我们不能夸大收入差距。 当然,不能否认目前存在收入差距。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政府必须重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的快速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什么是“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我认为这是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收入调节机构。

当然,追求公平是人的本能,是天生的。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把一群人送到孤岛上,让他们从零开始,让谁也没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未来,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分配制度,他们是均等分配还是差别分配 罗尔斯推测,大多数人会选择平均分配。 罗尔斯做这个推测显然不是主观推测。 原始社会的分配实际上被证实是均等分配。

人类为什么有平均分配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皮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进行了解体。 他说:“即使社会财富不增加,平均分配收入也能增进社会福利。” 避难的理由是,在穷人手里一元钱的效用很大。 有钱人多一元只是锦上添花,少一元也是无害的。 但是,对穷人来说,增加1元就是雪中送炭,减少1元可能会影响生存。 于是他得出结论,将富人的收入部分转移给穷人,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上个世纪上半叶,皮古的看法受到广泛好评,影响过西方各国的分配政策。 但是,由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患上“福利国家病”,皮古受到了许多质疑和反对。 有学者批评说,公平和效率同等重要,决不只强调重视公平不重视效率,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会停滞,最终富人会变成穷人。

实际上,在皮古之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意味着,在既定的分配状态下,不减少一方的身体福利就无法增加另一方的福利,如果分配达到这种状态,则是最佳的状态。 相反,如果能够在不减少任何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就是“帕累托改善”。 帕累托先生指出,只有“改善状态”的收入调整,才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但是,现实中,收入调整不仅限于帕累托改善,为了公平的考虑,政府有时必须拔肥减肥。 问题是什么条件能瘦下来? 为此,美国学者卡尔提出“虚拟补偿大体上”。 也就是说,补助穷人必须以穷人收入的增加弥补富人收入的减少为前提。 例如,如果给富人100元补贴,穷人可以增加100元,这样的调整是可取的。 穷人只增加90元,对社会是无法补偿的。

问题是如何提高补助金的效率。 弗里德曼主张使用负所得税案:负所得税(补贴) =社会贫困保障线-个人实际所得负所得税税率。 例:假设贫困保障线为1000元,负所得税率为50%,某人的实际收入为1000元,则按上述公式计算,补贴为50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补贴)为1500元。 如果实际收入为500元,补贴为750元,个人可支配收入为1250元。 可以看出,用这种方法补助穷人可以鼓励通过辛勤劳动创造收入。

以上是转向理论分解、政策操作水平,我认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应把握三个要点。 第一,公平事关人心向背,为了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政府必须密切关注收入分配情况并及时调节。 第二,关于“帕累托改进状态”的收入分配改革,要尽量加快推进。 第三,调节收入差距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立足于供给侧的“造血”,从费用性扶贫转向生产性扶贫。

简短的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市场经济的分配和交换是同一个过程,按要素分配是给不同的生产要素定价。 根据供求决定价格原理,生产要素稀缺程度有差异,收入分配就会有差异,但目前我国存在收入分配差异的原因就在这里。

二是民营公司的房子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且公司利润不是公司房子的个人收入。 这是因为我们不能用利润和工资之比来反映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 因此,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必须以支出为基础。 否则,夸大收入差距,误导人们的视听。

三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必须既注重公平又注重效率。 当前,要以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加快推进“帕累托改良”的收入分配改革。 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利用提高劳动力要素技术含量的扶贫资金,发挥供给侧支持农民快速生产发展的社会政策根底功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大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佟胜良)

标题:“王东京:加快推进“帕累托改进型”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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