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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变革的重要时期,从以前开始,学术研究行业对新材料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是否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仅是决定学术进退的关键,也是学者赖以立足的根本。 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行业的开拓者胡适、鲁迅、孙楷第等人对此并不关注。 在他们的努力下,以古典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不断钩沉、整合,研究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

【快讯】中国通俗文学的国外传递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行业,研究对象大多以中文文献为中心,国外文献,特别是用外语发表或出版的文献极不引人注目。 1807年,随着第一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莫里森( robert morrison )的到来,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开始被大量翻译到英语世界。 这些资料文案丰富,体系庞杂,仅德庇护时( john francis davis ) 1829年英译《汉宫秋》著作就有32种。 伟列亚力( alexander wylie )于1867年在《汉籍解题》中着有250多种中国小说。 这些用英语传达的古代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加入,将为中国文学研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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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这些资料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全面搜集中国通俗文学英译文献,及时反思其学术价值,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突破研究瓶颈的关键。 总之,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的留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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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文献的留存中,19世纪的汉学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口通商前,华西士居住在广东、港口、澳门三地,对东南地区的通俗文学尤为熟悉。 例如,1824年,澳门印刷厂的汤姆森( perter perring thoms )把木鱼书《花笺记》的全文翻译成了英文。 这是明末清初广东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 汤姆的翻译使用的是中西合璧的印刷方法,但是其中中文部分看不到现存的任何版本,所以英译《花笺记》( chinese courtship )为这本冠绝一时的歌本文学保留了独立的版本。 《花笺记》晚清时期被翻译成六种欧洲语言。 受其启发,德国文坛巨匠歌创作了抒情诗《中德四季清晨的咏唱》,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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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通商以后,华西士渗透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对中国的注意更加全面,他们不仅翻译印刷作品,还刻意采集口传民谣,这些作品被称为近代新乐府。 在这方面,在大清海关工作的英国人司登得( g. c. stent )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在1871年发表的《中国歌词》( chinese lyrics )不仅完美地记录了《王阿姨》( wang ta niang )等街头民谣,还用五线谱留下了当时的乐调。 1878年出版的诗集《活埋》( entombed alive )最早取自北京地区,其中记录的《卢沟桥石狮子》( the stone lion of lu-kou bridge )等作品是京城时调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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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用英语留下的民间唱本,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现了当时的文化风貌,对现在的文学研究具有意想不到的价值。 例如,着名学者柳存仁在研究《好逍遥传》的创作年代时,巧妙地参考了该作的第一本英译本。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好逍传》放在了明之人情小说系列中,但他认为孙楷书应该是清初的作品。 柳存仁赞同后者的观点,《好逍传》的第一个封面上印着癸亥年的字,1719年出现了英国人威尔逊( james wilkinson )的译稿,所以最早的刻本是1719年前,1719年最近的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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